第3章 文学革命：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原点

一个民族的文化史是一条河流，从古到今生生不息。它的开端是一个原点，由一些影响深远的文化元典和文化伟人作为代表。这些文化元典和文化伟人的思想和所确立的原则，规范了文化史发展的方向。不过，在文化史上还有个别的重要时期或历史关头，具有原点的意义。这样的原点，是指文化史的河流遭遇了地表的断层，从一个地方突然高高地跌落。虽然向前奔腾的水还是这股水，可是它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域，遵循着全新的流动规则，呈现了全新的面貌。此后它的前行，便是从这个新起点开始的。它从这个跌落处获得了规范，它的奔流受到了这个规范的制约。这个跌落处带有根本性的转折意义，便是一个历史原点。我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就具有这种历史原点的地位和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强调五四文学革命的彻底反封建性质，就包含着这个历史原点的含义。但自20世纪末以来，在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新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历史联系时，出现了批评文学革命的声音，认为它过多地否定传统，导致了文学乃至文化秩序的混乱。现代文学界对此做出的反应，则是加强新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特别地把晚清视为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转型的过渡时期。这些原本是非常合理的。但如果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超过了适当的度，就势必降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地位，比如把现代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里，从古典文学的传统来说明新文学的意义，或者用古典文学的近三千年与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比，认为现代文学不足以成为能与古典文学对等的一种新文学，这些观点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淡化五四文学革命原点意义的倾向。笔者认为，这些见解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实不符，也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一 文学的河流遭遇历史地表的断层

在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常遭人非议的观点之一，是“断裂”说。所谓断裂，原本是指五四文学革命彻底地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学封建道统的断裂，以此为契机，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它的原意是褒扬文学革命对传统的革新，肯定五四文学革命历史功绩的。但随着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转而更关注传统的连续性，从而发现所谓的断裂并不尽然，而要证明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而断裂，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即使要证明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五四先驱者身上依然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也不难。比如鲁迅接受无爱的婚姻，郁达夫写到窥浴时的负罪感，皆彰显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这说明，民族文化传统在五四时期仍在延续着，同时也证明了那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但是在“断裂”说遭到质疑和否定后，却出现了“延续”说，即认为新文学只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另类组成部分，它是古典文学的另类延续，在性质上统一于中国文学，在成就上当然难与数千年的古典文学相提并论。这实际上是从重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发展到抹杀两者的本质差异上去了。笔者以为，这与片面强调五四文学革命对文学传统的断裂一样，是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的。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的意思是说考察宇宙人生这样的对象，重要的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变动不居的，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我皆是无尽的。我认为，考察像五四文学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重要的也是你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如果从不变的角度视之，当可发现它与传统的历史联系，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线性的、连续的；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则又可以发现它与古典文学及其传统的巨大差异。于是，问题回到了到底应该从变化的方面还是从不变的方面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取决于目的。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联系，二是要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这两个命题都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对立的真实。而问题在于，这两个有待证明、并且可以证明的命题，其重要性有没有等级差异？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联系是隐性的，是通过传统自身的延续性得以实现的，是通过作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得以保证并体现出来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则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所自觉追求的结果。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态度还比较温和，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提出“三大主义”，把新文学与旧文学完全对立起来，周作人干脆把新旧文学的对立称为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对立，这种自觉的激进态度显然更能代表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质。

重要的还在于，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的彻底反传统的态度，不管它本身有多少问题，事实上却是它规约了此后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的道路。换言之，新文学是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起点上而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首先，它的语言形式是完全的白话，采用的是存在于民众口头上的活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运用于小说的创作，而且运用于历来由文言一统天下的诗歌写作。经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正式通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教材改用语体文，从而正式确立了白话文的正统地位。白话文正统地位的确立和普遍的使用，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思维所借重的语言外壳，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思维本身，使得它与现实和变化着的世界发生了更为直接的联系，进而改变了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实现了世界观的现代转型。其次，它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并在与民族传统的矛盾统一中改造了民族传统，同时也改造了西方的观念，实现了价值观的现代转型。最后，它大量地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形式和表现技巧，并把它与传统文学的经验加以融合，实现了艺术风格的现代转型。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造、融合和创新，新文学传统的原点形成了，由这个原点产生了观念意识和表现形式都与古典文学显著不同的新文学。这个原点自然包含了民族传统的因素，新文学显然与古典文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前者相对于后者又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从文学的内在观念到外在表现形式，都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

对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的彻底反传统可以进行历史的和学理的再批评，可以扬弃这些先驱者作为矫枉必须过正的一种反传统策略而使用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更多地关注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但这不能成为无视新文学对于古典文学的革命性改造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的理由，不能成为抹杀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学原点的历史地位的理由。否认此后的文学是直接在五四文学革命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事实，看不到当前的文学无论是形式还是价值观念与五四新文学保持了远比与古典文学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为了强调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而刻意突出其相关联的一面，淡化其本质性的差异，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可以再回到所谓的“断裂”说。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真正断裂的，除非它所依附的民族本身也消亡了。但将极少数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称为“断裂”也未尝不可，因为它的确造成了传统的突然改变方向，或传统的内在本质发生了某种突变。只是所谓的改变方向或者突变者，是原有的传统改变方向和突变，而非凭空创造一种与原有传统毫无关系的新传统。从这样的意义说，这种改变方向或者突变也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方式，只是它与一般的顺延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所以重要的是如何理解“断裂”，把断裂理解成分水岭的意义，地表是连成一片的，只是水流向了相反的方向，或者像本书开头提到的把它看作文学史的河流遭遇地表的断层而发生了水流的突然跌落从而造成流向、姿态和流速的根本性变化，而水流还是这一股水流（这实际的意思是指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制造了一个历史的断层，文学的河流从此处跌落，通过五四文学革命而表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在这样的意义上，“断裂”既强调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又把它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加以了肯定。这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该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说明。

二 没有“五四”，何需“晚清”

在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历史功过的研究中，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问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它体现了倾向于保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彻底批判和否定古典文学传统持保留态度。在激进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氛围中，这无疑是提醒了研究者要保持清醒和理性的态度，重视新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后来不少学者超越1917年的上限追溯新文学的源头，重视晚清文学的价值，都体现了这一种努力。但重要的其实还必须同样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重新审视是在新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的联系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的时期才显示出它的意义的。换言之，强调晚清对“五四”的意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对一种客观事实的重新认定，它不应成为对事实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的遮蔽，这另一个方面，就是五四文学革命对传统的彻底批判乃至否定。

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主要是根据求同思维的原则发现新文学与晚清文学的相似或相同之处，以此强调晚清对于“五四”的先导意义。其中所谓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概念，似乎更强调晚清文学的丰富的现代性被“五四”的正统简约到了感时伤国的政治化传统中去了，使起源于“五四”的新文学传统反而不及晚清文学的关于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等方面的表现内容五花八门。但如同上文所指出的，要在一部流动着的历史中找出前后两个阶段、哪怕是发生了质变的两个阶段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容易的，任何依附于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之上的文化传统都是一条不间断的河流，它可以突变，但不会完全中断而产生与原来传统毫无关系的新传统。即使是构成中国文化传统原点的文化元典和诸子百家，也不会是横空出世式的，比如孔子也仅是在整理前人成果基础上阐发自己思想，而他所据以阐释自己思想的这些前人的成果还应该有更早的文化源头，如此追问上去，没有尽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洪荒时代。可是这对于我们明确中华文明的源头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说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中国最早的文化元典和诸子百家看作一个思想史的原点，因为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是直接从这些典籍那里开始的，这些元典构成了系统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太直接，太大了。当我们做如此判断的时候，只要不忘记这些元典也是有所本的即可。同理，发现五四新文学继晚清文学而起、以此强调“五四”与晚清的联系是一回事，而指出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质的差异显然又是另一回事了，而这后一方面的发现或坚持则涉及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首先是文学的精神层面问题。文学革命倡导者把所谓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即晚清文学的主流当作消遣文学加以批判，事出有因。晚清文学是士大夫阶层脱离了科举制度以后与新兴的报章期刊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存在基础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它对商业利益的看重，对市民口味的迎合，对现代性技巧的借鉴等，都不失为现代性的因素。但它所展示的欲望其实深受旧伦理的规范，不是停留在“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阶段，就是因为伦理观念的混乱而导致了简单的官能展示；它的正义，体现的只是清官理想；它的价值和知识皆带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总之，晚清文学是新旧杂陈的，新得不够彻底，与旧的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了过渡时期文学的观念混乱和情绪的无精打采。它关于欲望、正义、价值和知识的表现对五四文学有影响，但五四文学显然把这些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只要看一看郁达夫对欲望的表现，再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描写比较一下，就分明能看出两者的观念差异之大。如果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描写包含着某种现代性的因素，那么郁达夫等人的小说则完全是现代人的现代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了。再看文学形式层面，这就更加明显：五四文学采用的是完全的白话和现代的形式，晚清文学的语言大多是半文半白的，它的形象描写、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不少创新，但也无法与五四文学的大胆和新锐相提并论，在结构上更是难以与五四文学的彻底打破传统的结构原则相比。可见从精神到形式，半新半旧的晚清文学与锐意创新的五四文学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更重要的是，新文学并没有按照明清文学的路子发展下去，而是沿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向走上了与现代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创作道路。这种相关性不一定只是现实主义，相反，还有不少浪漫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创作成果，但无论是哪种“主义”，此后的文学与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紧紧相连却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本身的得失也许有可以讨论之处，但它至少说明了，五四文学革命所确立的原则成了此后文学发展所遵循的规范。新保守主义者指责五四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的传统变得狭窄了，可是不应该忽视，这种所谓的“窄化”正是新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它表明新文学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新文学与社会民生问题的密切联系，它确立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学观念，也就是周作人代拟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宣称的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认为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此后又有发展，被注入了时代性的内容，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前后一致的，即重视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联系，把文学看成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重视文学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精神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消费和娱乐的功能。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对软性文学的批判和此后文学沿着五四文学的方向重视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说明软性文学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中，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就是五四文学的传统。我们可以说这种观念里包含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的新小说观念的因素，可是梁启超的小说观念是纯粹的工具论的文学观念，要把他的《新中国未来记》当成新小说的代表作也是非常勉强的，因为这篇小说除了表达作者对未来的国家政体的构想以外，很少有值得称道的艺术成就。梁启超的小说观念与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正好表明他的小说观念与创作成果不足以代表文学现代化的新阶段。

当然，娱乐性的消费主义文学传统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后，到了20世纪末又浮出历史地表。然而这是另一个问题。它只是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新的文学消费的欲望，但它也只是作为一种消费方式而存在，没有也不可能遮蔽另外的文学消费方式。因而，与其说它是对晚清文学传统的承续，还不如说它是直接产生于现实的土壤中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文学的源头，与其找到晚清，还不如找到“五四”。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它的欲望化叙事，与晚清文学相隔太远。只要看一看现在的美女小说，其描写的大胆与赤裸，晚清文学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其内在的女权主义思想只有到女权主义思潮盛行以后才会有，对于晚清作家来说，那是他们做梦也难以想象的。

总之，我们可以重视晚清文学的价值，它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文学与此前的文学传统和后来的文学发展的联系，都应得到重视，但这不应成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原点地位，甚至把晚清文学看作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的理由。它再怎么新，也是新旧混杂的，五四文学再怎么与古典的传统有紧密的联系，也是一种划时代文学。更尖锐点说，晚清文学的创新意义本身缺少可以值得称道的价值，它的价值要通过五四新文学的成就才能得到体现，因为它的许多创新要到五四新文学才能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五四新文学把晚清文学的许多创新消化吸收，在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原则基础上加以再创造，从而产生了比较成熟的新风格，使始自晚清文学的种种思想和艺术的探索实验结出了可喜的成果。

由此，我们不妨改写王德威先生的名言，把“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改写成“没有‘五四’，何需晚清”。这意思是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若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延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从晚清的时代发展到“五四”的时代，这无须强调；但若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则“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作为对相当长时期里忽视晚清文学价值的倾向是一个及时的提醒，但在当前批评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进姿态、淡化其历史原点地位的倾向已经显现的时候，还不如强调“没有‘五四’，何需晚清”更有意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强调的是一个历史发展延续性的事实，它本身不可能导致把新文学的历史原点从“五四”改写为晚清，也容易使人忽视晚清文学的许多尚欠成熟的方面。“没有‘五四’，何需晚清”，也不是不需要晚清，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你哪怕不需要，它也是存在的。这里仅仅是强调，晚清文学的意义要通过“五四”的更为成熟的创新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如果没有五四文学革命所造成的文学传统的革新，如果没有五四文学在新的思想和艺术基础上融合中西、大胆创新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没有五四文学的新传统对后来的重大影响，晚清文学探索本身的意义是否能得到确认还是一个问题。大量的晚清作品对当下的读者事实上没有什么吸引力，就可以看作一个相关的证明。

三 新文学是现代性的向未来开放的系统

在涉及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时，经常会遭遇一个质疑：现代文学三十年怎么能与古典文学的近三千年相对应？持这种疑问的学者大致是以古典文学为标准，对新文学的成就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新文学中的小说缺乏世界影响的名作，诗歌至今还没有成熟，戏剧的圈子一向狭小，而成就最可称道的散文恰恰是与古典文学的传统联系最为紧密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但其实说明不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两者地位的高下，因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是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文学，遵循不同的创作规则，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用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形式固然有欠精美，观念上又过于变动不居，让人眼花缭乱。但反过来，如果用现代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古典文学，古典文学不是显得内容过于保守了吗？它的审美原则是与封建时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思想超不出封建道统的范围，即使有一点民主的意识，也仅仅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碎片。

其实，新文学之所以与古典文学对等，是因为它是一个现代性的并向未来开放的系统。

先说它的现代性。新文学体现了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理想，采用的是现代的形式，遵循的是现代的艺术规范。可以随便举出许多例子，能证明现代文学拥有古典文学所没有的现代性。当然，现代性是一个迄今为止难以说清的概念，它的复杂性在于它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在不同的领域应用时存在着内涵上的差异。当它应用于经济领域时，是指市场经济，当它应用于生产领域时，是指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当它应用于社会体制时，是指民主政体，当它应用于思想领域时，是指民主自由的观念，当它应用于审美实践时，是指对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性的反思甚至批判。但不管现代性的概念多么复杂乃至众说纷纭，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与现代社会、现代经济、现代生活方式、现代审美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性的根本，是“科学”与“民主”精神，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中所推崇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它们成了现代文学得以与古典文学区别开来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现代文学的具有现代特性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

再说它的向未来开放。现代文学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时间系统，它拥有现在还不可能预见其下限的未来时间。现在的学科分类虽然还划出一个当代文学的部分，但很显然，在现代性的原则上，现在所称的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一致的，现在已经提出了把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合并的主张，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现当代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在不少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也合并成一个教研室。所以可以预期，不管以后的文学史如何划分文学发展的时段，在宏观上划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界点一定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新文学也许在初创期，甚至到了历经百年发展的现在，在某些方面仍然难以与高度成熟的古典文学相比，但它是面向未来的，它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会积累起艺术经验，在不同于古典文学的观念和形式基础上创造出能为现代人所接受、所欣赏的艺术形式，在总体成就上超过已经历史化、凝固化了的古典文学，并以此与古典文学所创造的、永不褪色的辉煌相映生辉。简言之，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在目前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数量多少和创作成就高下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艺术发展的成熟程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性质的区别的问题，也就是五四文学革命开创了划时代的文学发展新阶段的问题。

本来，艺术成就的高下和表现形式的优劣，有一个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的问题，不是简单地靠下一个明确的判断就能解决的。审美的需要是无限多样的，在现代的社会中，古典的宁静美、比例协调的形式、严谨的结构、典雅的语言等，仍能被人所欣赏，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仍有人需要古典式的宁静的情调，不管他们是出于本心或者是面临激烈的竞争时需要调节情绪而怀念古人的清闲和优雅。而对应于现代人的充满焦虑和冲突的内心世界，现代艺术打破了古典艺术规则，发展出了以失衡、错位、变形、强烈的对比、显明的反差为特点的现代风格，这就不能用古典文学的那种以平衡、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标准来评价它的艺术水平的高下了。它不符合古典艺术的标准，可是它仍然可以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许多现代艺术作品在世界著名的拍卖行中屡创成交价的新高，就说明它们遵循的是现代的艺术规则，创造的是现代的美。

总而言之，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不能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水火不容的关系，但是修复两者的联系必须基于现代性的基础，要在符合科学与民主精神、符合现代人性和审美标准的基础上寻找古典文学中能为现代人所接受的东西，把它融合到现代性的文学风格中去，而不是越过五四文学革命所创造的新文学历史的原点，回归到古典的传统。传统不代表未来，而未来是需要去创造的，创造不能简单地靠古人的办法。人们都说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剔除其糟粕，然而如何鉴别精华和糟粕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能用传统的标准来加以鉴别，否则选中的新质不是真正新的，而是符合传统标准的陈旧的东西。真正要发扬传统，不能简单地提倡承继传统，而是要从现实的需求出发，面向未来，在富有活力的思想基础上吸收传统中具有实现意义的东西，剔除其中一切不适合现实需求的成分。在新的价值基础上容纳传统的元素，使之成为新事物的组成部分，于是传统得以继承并获得了创造性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