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通常不给他人著述作序，其间原因固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对之并无专门的研究，所述便难免流于客套。记得当年自己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兴冲冲地去找导师启功先生求序，不想先生一口回绝。腆颜再求，先生正色道：“不是我不愿意给你写序，实在是我对玄学所知有限，褒贬或恐失当，故难以从命。”于是我只好作罢。此事不仅使我对启功先生的处世为人多了一分了解，而且自然形成了不轻易给他人著述作序的习惯。以是之故，当张彦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出版资助，请我作序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婉拒。然而，在翻看张彦博士学位论文修订稿之后，我觉得似乎还是应该写上几句，因为在张彦的文稿中，我依稀看到了当年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的自己。

张彦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生。自1999年获得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后，我先后在中文系文献学和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但说句实在话，无论是文献学还是唐宋文学，我都未真正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只是学科评估需要而将我置于该学科点充数罢了。由于相关专业知识储备、研究动向的先天不足，很难真正做到因人择题，因题定文，而主要是凭借自己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一点经验指导学生。这样一来，学生论文在选择论题、确定研究思路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受我影响，追求自上而下，以论带史的研究范式。正如张彦在其论文《后记》中所写：“张老师的著作《玄妙之境——魏晋玄学美学思潮》，从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逻辑结构出发，建构魏晋玄学与诗学的关系，当时给我很深的启发，唐代历史题材的诗歌是诗、史、哲三位一体的，我也希望能够将唐代诗歌与史学，以及关乎历史的哲学思考的关系阐释清楚；也希望能够像老师一样，建构起论文整体的逻辑分析体系。”

张彦博士学位论文以“唐诗的历史想象”为题，这是我和她一起确定的。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唐代咏吴越争战历史的诗歌，我希望她在此基础上予以扩展，将唐诗中的历史题材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鉴于此前有关唐代咏史、怀古诗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超越“咏史”“怀古”的简单分类，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下来考察唐诗与历史的关系。相应地，诸如唐人的历史意识、唐人的历史知识谱系、唐人的历史取向等便成为论题的应有之义；而唐诗中的历史并不就是唐人书写的历史，如何实现历史向诗的转化，或者说，唐人如何援史入诗，化史为诗，也自然成为论文必须观照的对象。正是循此思路，张彦的博士学位论文确定了其章节布局，将“唐诗的历史想象”这一总论题具体化为若干专题。

这样一种写法确有某种优势，它能够有效地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有助于全面考察相关问题，探寻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成因。当然这种写法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挑战，要求研究者具备打通文史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并且需要处理更多的文史材料。虽然张彦表示自己尚未达到导师对论文题目的期望，没能阐释出哲学的内涵，但从眼前这部经张彦补充修订后的文稿来看，她不仅尽力去做了，而且交上了一份很好的答卷。论文前三章分别讨论唐人的史鉴意识、唐人的历史知识谱系、唐人的历史取向，从文化层面对唐诗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唐代历史题材类诗歌的繁荣原因做了充分的阐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于上述问题，张彦并不止于浮泛地概述，而是尽可能将问题落到实处，尽可能详加辨析。如对相关概念、术语的界定，区分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的异同，思理缜密，文脉井然；又如指出史部典籍在形式体例上以编年、纪传等编纂方式影响了唐代诗人的咏史诗创作，类书实为连接历史与诗歌的重要环节，“三史”进入科考客观上促成了唐代士子对历史的熟悉，以及有关唐人汉朝情结、六朝兴亡观的讨论等，也都是作者的见解，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至于第四章讨论唐诗历史想象的功能和技巧，第五章分述初、盛、中、晚唐诗歌历史意象化之大概，更是深入唐代历史题材诗歌的内部构成，游走于史实和诗境之间，对其转化生成机制、基本范型做了较为充分的说明与辨析。

毋庸讳言，此种写法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宏观把握是其所长，那么微观考察则为其短。尽管第五章采取了以时段分节的策略，具体讨论了李白、杜甫等诗人历史意象化方面的特色，但总体而言，书中论及的重要诗人大多散见各处，对于那些希望深入了解某一诗人历史题材创作的读者，难免会造成某种缺憾。此外，举证式的论述方式，客观上也会导致难以对某些经典之作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令我欣慰的是，对此缺憾张彦已有觉察，并在进入广西师范大学任教后有意识地增强文献学方面的训练，在明清广西地方诗歌总集的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相信假以时日，张彦定能超越旧我，集良好的理论素养与坚实的文献基础于一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张海明

2018.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