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料说明

中国的书院文献数量众、种类多，内容丰富，价值亦高。书院文献一般是指“记录有关书院各种活动、建筑、规章等内容的资料，按照其载体，可分为单独成篇的篇目类文献和各自成书的书目类文献两大类型”[45]。除此之外，间接性书院文献也为数甚巨，如方志中的书院记载，文人别集中的书院诗文、文人笔记、家谱、族谱中的书院史料等。自唐代以来，书院发展走过千年，书院文献产生和流播也经历千年，聚沙成海，数量和内容令人叹为观止。清代书院文献在种类和数量上又远超前代，故个人涉猎有限，难免挂一漏万。当然本书在广泛利用各种常见常用的书院资料的基础上，也尽量发掘与清末书院生徒有关的“新资料”。现将本书主要利用的资料介绍如下。

其一，书院生徒的日记、回忆录、年谱、笔记、诗文集、碑传、墓志等。清末书院生徒多非闻人，传世作品本就不多，其本人对微时书院生活的记载更是难寻。本书收集利用了清末书院生徒、书院教师的多种日记、回忆录及年谱，日记方面，有蒋维乔的《因是子日记》及《蒋维乔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皮锡瑞的《师伏堂日记》、郭嵩焘的《郭嵩焘日记》等；回忆录方面，有邢赞亭的《莲池书院回忆录》、赵椿年的《覃揅斋师友小记》、沈恩孚的《上海龙门书院纪略》等；年谱方面，有《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中所辑清末人物中记述其书院经历的33位生徒、唐文治的《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胡传的《钝夫年谱》、张知本的《张怀久先生知本年谱》、皮锡瑞的《清皮门先生锡瑞年谱》等。辅之以《续碑传集》《碑传集补》《碑传集三编》《辛亥人物碑传集》《续滇南碑传集校补》等人物传记汇编以及《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笔记丛刊》等文集、笔记汇编。值得注意的是，日记、回忆录和年谱是重要的史料形式，若能善加利用，可为正史的重要补充甚至是关键凭据。但是，由于日记、回忆录和自订年谱均难免主观取舍，或有矫饰和虚假成分，更何况由于“记主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层次悬殊，视野各异，经历亦大相径庭；即使是共处于大致相同的环境之下，日记中留下的个人感受也可能完全不同”[46]。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日记、回忆录和年谱等资料妥善解读，注意将各种材料比勘印证，“将日记内外的历史勾连贯通，才能逐渐接近记述之人，把握其所记之事，以免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偏弊”[47]。

其二，书院生徒的课作和课作集。书院生徒考课的答卷称课作（也称课艺、课卷），课作是考课之后形成的文字记录。清末书院考课盛行，上至省级书院，下至县级书院，无论科举书院抑或学术书院，几乎都实行考课制度，并且按照主考者身份不同，有官课、师课之分；按照考课时间不同，有日课、月课、季课、春课、秋课等之别；按照考课内容不同，有制艺试帖课、经古课、诗课、策论课、算学课等不同。由此估算，生徒课作数量应该相当可观。但由于课作并非出自名人之手，历来少受重视，散佚严重。存世课作文献，大致有课作原件（单个生徒的单篇课作）、课作别集（个人的书院课作汇集）以及课作总集。课作原件如国家图书馆藏两湖书院周培懋课作、上海图书馆藏东城讲舍丁梦松课作等；课作别集如王元穉《致用书院文集》《致用书院文集续存》等；课作总集数量较多且较为常见，如《莲池书院肄业日记》《诂经精舍文集》等。[48]通过课作除了可以了解生徒姓名、籍贯、字号等基本生平信息，还可以考证生徒迁转、书院举业、治学活动之表现甚至是官师对其评价，而课作集汇集了一间书院同一时段不同生徒的同题之作，如莲池书院《吴门弟子集》中同作《读顾命》一题者有蔡如梁、刘登瀛、贾恩绂等，同作《拟潘安仁秋兴赋》者有李景濂、吴镗、刘乃晟等，同作《拟陆士衡文赋》有张殿士、李刚己等。[49]同题之作承载了生徒对相同课题的记忆书写，可用于教育的横向对比。

其三，书院学规和同舍录。书院学规（也称章程、院规、会约、揭示等）是书院教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北宋以后，绝大部分书院为了保证教学、治学等日常运行的需要，均制定了作为学习和生活准则的学规。清末书院学规包括内容广泛，与生徒相关的有入学的条件、朔望的礼仪、课程的设置、日常的作息、奖惩的办法等。书院学规可以从制度层面考察生徒举业、治学的具体细节。同舍录（也称同学录、题名记），是书院生徒的花名册。简约者记载生徒基本信息如姓名、籍贯、入院前科名等，详密者记载生徒三代情况、入院时间、斋舍迁移情况、出院时间、成绩以及去向等，如《广雅书院同舍录》《经心书院题名记》等。根据同舍录的记载，辅之以硃卷资料，可以考订、统计、分析书院生徒家庭出身、生平履历、学缘地缘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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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ward Shils，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p.254，转引自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1页。

[2] 李世愉：《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4] 毛礼锐认为，清代书院类型有四类：“第一类是继明代书院余绪，以讲求理学为主；第二类是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第三类是以考课为主，是科举的预备场所——这类书院在清代最普遍，一般书院差不多都属于这一类；第四类是清末出现的学习经史兼习自然科学和工商诸科的书院——这类书院是近代新式学堂的先驱，它的出现已经预示着整个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破产。”参见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5] 尚钺：《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6] 数据根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影印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册内容计算而得。有学者根据《中国书院学规集成》所收录资料，得出清代“每所书院不到75人”的员额规模，也可与此数据互证。参见徐梓、黄漫远《传统书院的现代价值》，《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7]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1923年第1卷第1期。

[8] 胡适：《书院制度史略》，《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3期。

[9]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4页。

[10] 参见刘琪《书院研究与学校教育改革——五四时期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肖高华《略论民国学人“书院精神”与“新式教育”融合思想》，《教育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邓洪波《书院研究综述（1923—2013）》，邓洪波等编著《书院学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0页。

[11] 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全编》（第7—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

[12]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

[13]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8年版。

[14] 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5] 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16]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7] 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8] 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9] 朱汉民、邓洪波、高峰煜：《长江流域的书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0]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版；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1] 陈东原：《清代书院风气之变迁》，《学风》1931年第1卷第9期。

[22] 邓之诚：《清季书院述略》，《现代知识》1947年第2卷第2、3期。

[23] 林友春：《清朝的书院教育》，《学习院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1960年第6期。

[24] [日]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日本东京图书刊行会1976年版。

[25] Barry C. Keenan，Imperial China's Last Classical Academies：Social Change in the Lower Yangzi，1864-1911，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SPRING，No.3，1996.

[26] 李国钧、李才栋、王斌朝：《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1994年版；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7] 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28] 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 吴洪成、李占萍、苏安国：《名胜之巨擘文化之渊泉——保定莲池书院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0] 李赫亚：《论晚清书院教育的多元性征——以王闿运与同期其他山长书院教育之比较为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赵统：《卢文弨和李兆洛与江阴暨阳书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1] 张健：《晚清浙江教育近代化历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陈彤：《趋新与速效：晚清陕西书院改学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

[32] 班书阁：《书院生徒考》，《女师学院期刊》1934年第3卷第1期。

[33] 吕方：《历代书院诸生考》，《新东方》1940年第1卷第11期。

[34] 仇文农、廖子季：《岳麓书院门生黄凤歧》，载湖南省书院研究会、衡阳市博物馆编《书院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28页。

[35] 黄娟、李艳莉：《明清书院学生日常生活研究》，《兰台世界》2015年第6期。

[36] 陶用：《陶澍是否岳麓书院的学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7] 朱学芳：《清末民初师生关系变迁的历史考察——以岳麓书院变迁为主线》，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

[38]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9] 程嫩生：《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刘虹、张森：《明清河北书院与科举关系刍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1期；宋斌、梁振：《论清代科举政策对书院发展的影响——以常州府书院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1期；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台北：常民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版。

[40] 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1] 聂崇歧：《书院和学术的关系》，《现代知识》1947年第2卷第2、3期。

[42] 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3] 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4] 参见桑兵《留日浙籍学生与近代中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5] 篇目类文献有碑记、序跋、书启、诗词赋、楹联等，散见于政典、史书、方志等之中；书目类有书院志、课艺、讲义、学规、同门谱等。参见邓洪波编著《书院学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46] 田正平：《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47]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48] 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49] 吴闿生编：《吴门弟子集》，民国十九年（1930）莲池书社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