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思路与内容

综上所述，已有的书院研究无论是在原始史料发掘还是研究视野拓展方面都具有开拓之功，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当然，既往研究成果中，书院规制研究多，书院学人研究少；书院教师研究多，书院生徒研究少；俯视视角研究生徒多，以生徒为独立精神活动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研究少。以上这些为本书提供了可以推进的空间。

首先，“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清末社会政治特征的一个普遍共识。研究近代中国的诸种变迁，不应忽视考察学生群体在社会变革事件中的表现及作用。大致由留学生、学堂生和教会学生组成的庞大的学生群体，是近代思想文化变革及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学界对此论述已相当充分。[44]但当我们向前追溯，考察近代学生群体从何而来，发现其“前身”——清末书院生徒在既存研究中鲜有论及。留学生、学堂生和教会学生与传统书院生徒，看似朝阳与夕阳之别，但实际上两类群体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畛域分明，更应该是存在某种递进和嬗变，书院生徒和近代学生群体一样，亦是透视晚近中国的视角之一。

其次，关于清末书院的既存研究有一个倾向，即对书院制度发展、改废之过程及其影响罗列推阐较多，而对置身书院之中的亲历者作为独立精神活动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研究不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存续千余年的传统书院从制度上消失，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同治、光绪年间的书院生徒也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代书院生徒。他们肄业书院期间，正是教育、社会转型悄然发生之时，他们学习生活的日常、所思所想的起落、交游唱和的节奏等“在场经验”，是否映照当时社会诸种变迁？他们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以上种种，均值得深入探究。

进而言之，晚清以降，中国社会仿佛被一股异常强大而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行拉入另一方向，完全不以个人想望和意志为转移，那么身处时代变局的每一个人都将面对转型之思。要理解传统知识人在清末民初的转型，对个体精英人士的考察固然必不可少，但以一个人数众多且范围固定的士人群体为对象进行考察亦不容忽视。作为非精英学人群体的书院生徒在清末变局之下的心态行为和出处进退应该得到如同近代学生群体般的同等观照。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书院生徒群体人数众多，生徒各自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各异，书院肄业时间分殊，所处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迥异。这一现实使得每个书院生徒面对近代社会变革的大环境时，心态行为和出处进退兼具同质性的同时又不尽相同，因此，从清末书院发展情况和书院生徒群体群聚情况出发，提出清末书院生徒的两大任务：举业和治学，以传记史料、笔记资料等为基础史料，结合官书史料，通过个案和群体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书院生徒在入院甄选、肄业读书以及离院择业各阶段中处理举业、治学的心态行为和出处进退，在回答清末书院生徒“从何而来”“缘何而聚”和“将去何处”的基础上，讨论清末传统知识人面对“仕”与“学”这对传统命题的选择过程及其背后原因，探讨处于近代中国“新旧之间”的知识人自我定位和社会定位。

有鉴于此，本书拟从书院生徒入院前、肄业时、离院后三个阶段展开。章节安排如下：

上编：“从何而来”。本部分在对清代书院教育、清末书院生徒管理制度梳理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清末书院生徒群体的形成与构成。主要包括：清末书院生徒群体形成的讨论：生徒基于举业科名、学术崇尚两个因素，即“科举名院”和“学术名人”对生徒群体首次入院、院际流动时的吸引力的考虑，选择书院。清末书院生徒群体构成的讨论：尝试通过对生徒前置科名、前置学缘、地理来源再到取录迁转的考察，从生徒群体特征的角度揭示知识人自我定位、社会定位的变化与体制变化的关系。

中编：“缘何而聚”。本部分以生徒举业活动、治学活动和治生活动展开。举业、治学活动方面，从清末举业、治学观念更新的角度，以生徒课为研究对象，通过叶昌炽、唐文治典型个案的讨论，考察仕与学两种价值取向对生徒书院举业、治学活动的影响程度。治生活动方面，梳理清末书院膏奖制度的基础上，讨论生徒在书院奖励、资助经费的引诱下，存在的失范行为以及背后所揭示的关于仕与学的价值选择问题。同时，以莲池书院生徒群体、南京诸书院生徒群体为考察对象，讨论生徒在举业、治学之余，构建“学术圈”与“社交圈”时的心态行为。

下编：“将去何处”。本部分以“北图藏珍本年谱丛刊”中同治、光绪年间书院生徒的群体研究，以及南菁书院生徒蒋维乔的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形式，讨论举业与治学如何影响生徒离院后的出路、职业选择。总结清末书院生徒职业选择的三个面相：为官、为师、参与近代教育，表明职业选择以仕、学两个维度拓展延伸却又难以逃脱传统的惯性力量的束缚，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变动时期的种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