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有研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存续千余年的传统书院从制度上消失，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百余年来，学界有关书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针对清末书院的研究，亦可称硕果累累。以下大体按照书院与清代书院研究、清代书院生徒研究、清代科举考试与书院研究和清代学术变迁与书院研究等四个方面，就既往研究成果试做回顾。

（一）关于书院、清代书院的研究

1901年传统书院瓦解冰消后，在最初的十余年，书院作为西式学校对立面，收到颇多反对声音，严格的书院研究尚未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书院才真正受到关注。1923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了书院和学校办学优劣，指出书院与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7]。1923年12月，胡适在东南大学发表演讲，讲稿由陈启宇记录后，于1924年在《东方杂志》上以《书院制度史略》为题刊出。胡适指出“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认为“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并围绕书院的历史、书院的精神分别展开论说。[8]同是1924年，陶行知亦指出“书院教育制度及其精神，在今日尤为办教育者所应知”[9]。自此，书院渐渐受到人们的注意。“五四”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毛泽东等知名人士皆对书院发表过言说，他们在西式学校制度弊病凸显的背景下，就现代学校之短处，反观传统书院之长处，试图在新的时代重塑“书院”概念。尤其是围绕“何为书院精神”展开的讨论，形成了不少精彩观点。[10]

除此之外，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以及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是1949年以前有关书院的三本重要学术著作。曹著利用地方志史料，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对宋、元、明、清的全国书院数量进行了基础统计，其研究结果，便于研究者从宏观上把握书院的数量、区域分布等重要信息，为后来研究者颇多征引。[11]盛著是最早的书院通史性著作，全书以六章篇幅，征引正史、文集、笔记，兼采地方志，对书院藏书、祭祀、师生、考课、膏奖等均有考证，惜篇幅嫌小，但将书院作为通史呈现，此书有开拓之功。[12]刘著是最早的区域性书院研究，全书以十一章篇幅，述评广东书院历史和制度沿革，不同于以往的制度类著作偏重规章梳理，而是在爬梳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将书院制度放置于社会、教育环境中，考察书院与学制、学术、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可以说是一本翔实的地方书院教育史专著，其研究视角颇有巧思，予人启发。[13]

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有代表性的书院研究专著纷纷问世。出版于1981年《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的作者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等人，从书院的起源、历代书院特点、书院组织和制度、书院教学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书院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虽内容较为简约，但是基本囊括了书院发展的方方面面，为后来研究者编著书院通史类著作提供了致力方向，作者认为，清代学术思想和学风的几次变化，影响书院形成了四大类型，揭示了学术与书院之互动关系，多为后学所借鉴。[14]同是在1981年，张政藩的《中国书院制度考略》出版，此书体例与《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略有相似，作者专辟一章“书院讲学与学术的关系”，认为“清儒之学，藉书院以发扬的也特别多”，惜格于篇幅和材料，未详细展开。[15]另有章柳全的《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亦于1981年出版。中国书院研究迎来继20世纪20年代后的又一高潮。90年代以来，随着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16]，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17]以及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18]等书院文献整理书籍、书院学工具书的陆续问世，为后续书院研究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史料。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的视角逐渐聚焦，有关地区书院、断代书院以及书院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关系的成果迭出。朱汉民、邓洪波、高峰煜的《长江流域的书院》，不同于以往书院研究专著的史学体例，而是围绕书院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分章讨论了书院与学术、书院与藏书、书院与士绅等问题，在“书院与学术”一章中，作者认为“宋明以后，学术、学派的发展与书院的兴衰唇齿相依”，但限于篇幅，作者仅介绍了清代浙东学派与证人书院、乾嘉学派与诂经精舍的情况，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著名的书院教师，对书院生徒所涉不多。[19]另有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等亦属地区书院、断代书院研究之佳作，导引研究后进，功不可没。[20]

清代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当时书院数量、分布范围、书院类型和肄业生徒数量均超过其他朝代。书院在清代经历了进一步官学化、书院改制等重要历史进程，因而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容易吸引研究者关注。清代书院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时间相对较晚，1931年陈东原发的《清代书院风气之变迁》[21]、1947年邓之诚的《清季书院述略》[22]以及1960年日本研究者林友春的《清朝的书院教育》[23]可以视为国内外较早的清代书院研究成果。考其原因，或是书院改制“近在眼前”，清代书院仍被视为“封建沉疴”，不能激起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研究者在清末书院研究方面亦有不少成果。日本研究者大久保英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清代书院的研究，她的著作《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国际视野。[2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研究者巴雷·基南（Barry C. Keenan）以社会史视角考察江苏钟山书院、南菁书院，内含书院与学术、书院与新式学堂、书院与时局的讨论，对理解和认识书院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深具启发意义。[25]进入21世纪，清代书院研究可谓硕果累累，邓洪波、庞亚妮分别在文章《书院研究综述（1923—2013）》《近三十年清代书院研究综述》中有精彩的论述，兹不赘述。总的来说，对清代书院的研究存在以下特点。

其一，传统研究热点稳定且持续。一直以来，书院功能、书院制度、书院教学、书院管理、书院改制等书院研究的基础问题一直受到研究者青睐。如李国钧、李才栋、王炳照的《中国书院史》，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等书，都辟有专章“清代书院”，详细介绍清代书院功能、制度、教学、管理等。[26]白新良的《明清书院研究》可以说是以“明清书院”为题的扛鼎之作，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爬梳3000种史籍，全面整理明清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书院。书中所见书院皆有据可考，为后学研究明清书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数据和文献来源。[27]但是以上均属“书院通史”性质的著作，对清代书院的研究宽广却不深入。进入21世纪后，清代书院研究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有将热点问题深入研究的趋势。如清末书院改制、停废是书院发展史上重大事件，自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目光，刘少雪的《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以教育制度演变的视角，在清末社会历史背景中分析书院改制的全过程。[28]但是此类成果更多着眼于传统书院“变”的一面，将书院改制与科举停废以及近代中国教育转型联合讨论，关注“变的共相”，但是“共相”之下，应该还是存在书院改制进程中亲历者——书院生徒的心态行为和出处进退的不同步的“异相”。

其二，著名学人的书院活动颇受关注。书院发展离不开置身其中、与之相关的学人，著名书院往往会吸引优秀学人授业、请学。清代书院学人受到研究者普遍关注。吴洪成、李占萍、苏安国的《名胜之巨擘文化之渊泉——保定莲池书院研究》专辟一章讨论吴汝纶掌教莲池书院的活动，将吴氏与莲池书院生徒互动作为专题研究，予人启发。[29]研究论文方面，有《论晚清书院教育的多元性征——以王闿运与同期其他山长书院教育之比较为例》《卢文弨和李兆洛与江阴暨阳书院》等论文，考察著名学人的书院活动。[30]遗憾的是，研究者视角多集中在书院教师，所见对书院生徒之讨论，也仅从管理的角度俯视书院生徒，个中或有对书院生徒的心态行为之涉及，却流于浮光掠影。

其三，清末书院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研究蓬勃涌起。一般而言，研究者多将对清末书院之考察置于教育近代化的背景中，将新式学堂崛起作为传统书院改停之承继，以宏观视角考察地区教育近代化进程，而缺乏对历史事件中“人”的因素之检讨。[31]书院生徒是如何看待这一新旧转换的，他们对“仕”与“学”的态度是否因时因势而产生变化，这些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关于清代书院生徒的研究

最早的专门研究书院生徒的成果应该是出现在1934年，班书阁在《女师学院期刊》上发表文章《书院生徒考》，从生徒资格、选择、规则、课别与定额、膏奖与寄宿等方面，详细梳理了自唐代以来书院生徒的情况。文章虽是从书院管理视角讨论生徒，且失之简略，却对书院生徒各方面都有涉及，同时尽量选用地方志史料，对后学多有启迪。[32]另有吕方的《历代书院诸生考》与班文体例、内容几乎相同，所不同的是，吕文以“诸生”代替班文中“生徒”之称谓。[33]仇文农、廖子季征引生徒黄凤歧本人的日记，结合晚清岳麓书院的办学特色，介绍了黄生岳麓书院肄业八年的经历，是较早的以个体书院生徒为对象的研究成果。[34]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书院管理、制度视角俯瞰生徒群体的成果多，以生徒为主体的研究少，而聚焦清末书院生徒的成果则更少。

21世纪以来，有关清代书院生徒研究有了新进展。黄娟、李艳莉从生源与入学活动、寄宿生活、课余活动三个方面考察书院学生的生活日常，关注到了诸如生徒“闲谈”“放纵自己”等生活细节，有别于以往生徒研究的宏观视角。[35]陶用以清代岳麓书院生徒录取规章为主要论据，考证清代名人陶澍的岳麓学习经历，得出陶澍并非岳麓书院学生的结论。[36]以上两文皆以微观视角考察书院生徒，只是在思路阐释方面还可以继续拓展。值得一提的是，朱学芳将对岳麓书院的师生关系的考察置于清末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之下，认为书院的科举之学与经世之学是维系师生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作者注意到了清末科举与学术对书院学人的影响，但由于侧重关注师生关系，难免将书院“师”与“生”作为整体加以讨论，而实际上师、生对科举、学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并非完全一致，生徒群体的心态行为还可以发掘资料以呈现。[37]总的来说，清末书院生徒是近代中国一个十分独特而又非常关键的群体，但是相对学堂生、留学生来说，对这一“非菁英学人”群体的学理研究和实证调查都较为欠缺。有关清末书院生徒的思考，多在书院“教学管理”的逻辑框架中进行，鲜见将其视为独立精神活动主体和社会主体的视角的研究。

（三）关于清代书院与科举考试的研究

在大量关注书院本身发展历程的同时，学界也开始考察书院的发展与科举制度的关联，李兵的《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可以说是此类主题中的扛鼎之作，作者在查阅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唐代至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密切关系，并且注重实证研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展现历代书院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书中有三章分别介绍了清代考课式书院、汉学书院、书院改制与科举的关系。[38]

在大多数书院与科举的研究中，研究者或是将科举置于主体地位，造成书院生徒“不由自主”地“被动”参与举业活动的现象；或是聚焦于某一地区的书院，讨论书院本身与科举之互动。前者如《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等，后者如《明清河北书院与科举关系刍议》《论清代科举政策对书院发展的影响——以常州府书院为例》《台湾的书院与科举》等，鲜有将书院生徒置于主体地位，讨论其在科举制度之下的主观感受。[39]值得一提的是，鲁小俊著录现存清代书院课艺总集196种，以书院所在地区分为三卷，涵盖书院简介、版本序跋、课艺内容、作者考略四个部分。通过这套叙录集，可以考察生徒书院学习与举业活动之关系，由于作者在书中详细列出书院有课作存世的生徒名单，也为整理清代书院生徒基本信息如姓名、籍贯、入院前科名、入院时间、出院时间以及去向等提供了便利。[40]

（四）关于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的研究

聂崇歧较早注意到了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他认为，“初期书院……谈不到发扬学术。宋代以后书院逐日加多，一部分以造就科举人才为职志，更和学术无干”。聂氏亦认为，“清代学术藉书院以发扬的也特别多”[41]。以此为开端，研究者多将视角聚焦清代书院与学术的互动，挖掘文集、日记、笔记、书院课作等史料，深入考察汉宋之争、今古之争、新学西学在书院的展开。刘玉才注意到了清末汉宋调和、经世致用学术风尚对书院的影响[42]；徐雁平以曾国藩与清末金陵书院文人互动为视角，讨论书院学人交往唱和与清末学术风尚之关系[43]。刘、徐二人皆以著名学人（学派）为切入视角，讨论学术在著名书院中的生存样态，而对于一般书院生徒在科举制度之下主动的学术追求的关注稍显缺乏。值得注意的是，刘氏著作《清代书院学术变迁研究》、徐氏著作《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之后分别附有《清代书院师生情况表》《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此二表为书院生徒社会交往活动的讨论提供了基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