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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世界图景

马克斯·普朗克这位经典物理学家的典范，出身于一个牧师、学者和法学博士的家族。向上追溯三代，他的曾祖父戈特利布·雅各布·普朗克（1751-1833）是莱布尼茨的直系门徒的学生，曾在哥廷根大学任神学教授将近50年之久。作为信仰的核心，他关于理性和宽容的启蒙思想，在19世纪末以上帝而不是基督的概念再度得到体现，这种思想构成了他的曾孙的那种坚定、自由和联合统一的亲教的基础。

戈特利布·普朗克的榜样通过他的儿子和孙子被继承下来。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位哥廷根的神学家，而他的孙子威廉·约翰·尤利乌斯·普朗克一反家族中对于宗教戒律的强烈热爱，成了一位法学教授。威廉·普朗克在基尔教书教到1867年，后来又到慕尼黑教书，并于1900年在那里去世。他的第6个儿子马克斯出生于1858年。威廉的第二位妻子，马克斯·普朗克的母亲，出身于一个牧师的家庭。据说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甚至富于激情的女人。普朗克一直与她眷恋相依，直到1914年8月她以93岁高龄去世。（1）

普朗克与家族根深蒂固的联系纽带远及他的姑婶和堂表兄妹。这个男孩与他们一起所分享的，是威廉家中教授、律师、牧师和高层政府官员的孩子们被压抑了的欢乐。从信件中，就可以隐约地看到这种生活的片段：埃尔德纳的波罗的海旅游胜地的夏天，这在他的记忆中是童年的天堂；草坪上的槌球游戏；夜读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双向飞碟射击；戏剧演出；以及社交音乐会。（2）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诚挚的年轻人，普朗克与同样诚挚的朋友们交流着对生活的感想，这些朋友把他们的想法轮流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一本大书，但这本书没有保存下来。此外还有去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旅行，追求银行家的女儿玛丽·默克并赢得了她，以及到一位叔叔在东普鲁士的狩猎小屋的远足。（3）

1885年，在这些远足旅行中，有一次普朗克遇到了一个比他年长6岁的人，这是一位学习物理的学生，其关于理论与实验的工作将是他自己对科学最重要贡献的出发点。这个年轻人就是威廉·维恩，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儿子，他成为普朗克的朋友并与普朗克合作长达四十多年，但他们长期的友谊和共同的专业兴趣并没有扩展到政治的联盟上来。虽然普朗克一家按通常的衡量标准看是保守的，但与反动且拥护沙文主义的维恩家族相比，却显得几乎算是开明的了。维恩家族认为，俾斯麦的解职是德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并为皇帝没力量去摧毁他祖母维多利亚的店小二之国[1]而遗憾。普朗克的父亲不赞成俾斯麦的吞并政策，他和普朗克也都不支持反对英国的预防性战争。（4）普朗克认为自己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比他家庭中的大多数成员更加开明。（5）他在社会和科学方面都不是极端保守反动的。在本原的意义上，说一个人保守，是指他给人的特殊深刻印象在于：能够接受甚至引导当前的现实，同时保留传统的价值并照其行事。

普朗克不是一个天才。在慕尼黑马克西米连高中的教师们，把他排名在班上接近拔尖但从来又不是拔尖的位置：1868-1869年是在28人中排名第4，然后是在37人中排名第5，在23人中排名第8，在21人中排名第3，在19人中排名第4。他所有的功课——语言、数学、历史、音乐——都学得不错，并且极为勤奋，尽心尽力，但除了他的人品之外，教师们没有看到他任何特殊的才华或天赋。他们尊重他个性中文静的力量，尊重他性格中腼腆的坚强，他们给他的鉴定是：“理所当然地受到教师和同学的喜爱。”（6）

对于物理学来说，普朗克总是认为自己没有特殊的才能（7），但他在物理学中，以及在许多其他智力和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成功，都来自长期地吸收素材和缓慢地酝酿观点。对新奇的东西，他不盲目追随（“因为我天性平和，不喜欢靠不住的冒险”），也不马上做出反应（“不幸的是，我没有被赋予那种对智力上的激励马上做出反应的能力”）。（8）对于其他人在许多研究方面上齐头并进的能力，他表示惊讶。正像他在给当代理论物理学家、他的老友阿诺德·索末菲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发现，“在进入一个课题之后，要想迅速地离开它，并在适宜的时机迅速地（再次）拾起来”（9），这是非常困难的事。“迅速”不是他的速度。但一旦普朗克掌握了某种东西，他就能以有力明晰的智力来理解它，而按笛卡儿的说法，这正是对我们观点的真理性的最佳保证。

随着普鲁士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随着新的帝国在欧洲各国中统治地位的上升，普朗克对他自己和他的观点的自信心也在增强。虽然就个人来说普朗克是一个最谦逊的人，但他把自己的发展如此完全地等同于德国的发展，以至于无法将他对德国文化资本的维护与他对他个人价值和职业生涯的维护区分开来。在所有这些价值之上，矗立着统一性的理想，在政治界，这种理想激励着威廉皇帝君权的建立；在学术界，这种理想激励着对于所有值得尊崇的学术分支的内在联系的信仰。普朗克提出，其科学政策的精神支柱，就是他对德意志帝国的自豪感，以及他对知识之统一性的学术理想的信奉。

尊重法律、信任已确立的机构、恪守职责，以及绝对坦诚——有时甚至过分地顾忌，这就是普朗克人品的标志。面对他的美德、声望和权威，人们经常谈论的是他的谦虚。他同时代的人们就像钦佩科学家一样地敬重他。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在1929年普朗克获博士学位50周年纪念时，他在柏林科学院的一位老同事注意到，人们不仅赞扬他的科学，还赞扬“他内心的纯净无瑕”（10），而这在学术界是很少见的。普朗克评价说，清澈纯净的内心是人类可以享有的最了不起的神赐。

面对外部世界，内心的明澈这种内在的天赐恩惠可能表现为对心智的改变的一种巨大阻碍。瓦尔特·迈斯纳是普朗克的学生之一，他曾有这样的印象：“不仅在科学中，而且在人际关系上”，普朗克从不“因他人的观点而动摇”。他明澈的内心是他所需要的唯一指南。有一次，普朗克曾对他的学生和继承者马克斯·冯·劳厄描述他确定自己方向的办法：“我的座右铭总是：审慎地考虑前进的每一步，然后，如果你相信你能承担对之所负的责任的话，就不让任何东西阻挡你前进。”（11）当然，普朗克也确曾改变过他的观点，而且是在重要的问题上，但他不轻易地改变观点。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使普朗克成为德国科学首席发言人的，既不是他执拗的性格，也不是他的正直，尽管在与同事和官僚们打交道时，这两点他都需要，甚至还需要更多的韧性。普朗克本人的权威是从他作为一个改变了国际科学发展进程的德国自然哲学家的声望中派生出来的。

[1]对英国的蔑称。——译注

（1）HH, 29-40; Dinkler, Zeitschrift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56（1959）215, 221; Realencyclopädie für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und Kirche, s. vv.“G.K. Planck”and“H. L. Planck.”Cf. Born,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Obituary notices, 6（1948）, 161-188, and Unsöld,Physik（1958）, 9.

（2）Planck to Carl Runge,11 Oct. 1877（RP）; to “Emmachen”（Frau Max Lenz, his first cousin）, 21 Nov. 1917; to Hildegard Gravemann（niece）, 27 Feb.1944; and to Dora Martin（cousin）, 23 May 1942（MPG）.

（3）Iris Runge, Carl Runge（1949）, 34; Planck to Carl Runge, 31 July 1877and 24 Jan. 1880（RP）.

（4）Planck, in W. Wien, Aus dem leben（1930）, 139; Wien, ibid., 29-30, 62; Planck, “Selbstdarstellung”（1942）, 5.

（5）Planck to Frieda Clarke（niece）, 2 May 1925（APS）.

（6）Information from copies of the records of the Köngl. Max-imilians-Gymnasium, kindly supplied by Armin Hermann.

（7）Planck to Joseph Strauss, 14 Dec. 1930, in Balmer, PB, 25（1969）, 558.

（8）Respectively, Planck to R. W. Wood, 7 Oct. 1931, in Hermann, Frühgeschichte（1969）, 31, and to Bohr, 7 May 1920, in Bohr, Works, 3, 677. Cf. Planck to Runge, 9 Dec. 1878（RP）, complaining about insufficient time to finish an easy examination.

（9）Respectively, Planck to Albert Schweitzer, 20 Dec. 1930, in Kangro, Vorgeschichte（1970）, 123, and Planck to Sommerfeld, 1 July 1923, in AH, 68; cf. Sommerfeld, Nwn, 5（1918）, 199.

（10）PPA, 127（1929）. On Planck's modesty, see the contribu-tions by A.Bertholet, H. Ficker, and E. Lamla to “Max Planck zum Gedächtnis, ” PB, 4（1948）, 162, 174; AH, 76.

（11）Meissner, Science, 113（1951）, 75; Planck to Laue, 22 Mar. 1934, in AH,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