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与本土：比较视域的延安书写

赵学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与域外的互动与对话，总是呈现出多元化、多角度以及复杂性的整体态势。这里，我想主要谈谈延安时期的中外文学对话与融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的战时环境与封闭地域，使得本土与域外的跨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其他时段相比，在汲取与借鉴域外文化方面显得相对微薄，且以单向度的介绍和借鉴为主（更确切地说，是以译介苏联文学作品与理论为主）。然而，事实上从1936年开始，大批域外作者奔赴延安，并创作出数十部有关延安经历的纪实文学作品。从某种角度看，这是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第一次大规模地自觉主动地靠近中国、书写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等，它不但成就了本土与域外文学交流的双向对话，更是打破了“译介行为”的限制，以蔚为大观的域外作家群体造访与直面延安的书写，建立起了域外作家与延安的关系，丰富了延安文学的视野与内涵，也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历史启示与思考。而这方面的研究，是学界一直所忽略的。

现在看来，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一系列作品，在中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背景下，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历史创造，开拓了延安文学的世界性维度，也扩展了延安革命文化的“跨语际实践”[1]。我们可以从叙述手法、叙述结构、叙述主题、叙述语言等四个层面，对比分析本土与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异同，以及他们的创作所达到的高度。

其一，从叙述手法来看，在现代世界文学中，“风景”意识作为“现代”文学的表征，是文学书写的普遍现象。应该说，“风景”是一种自觉的现代书写意识。这一点，也普遍存在于域外作家与接受“现代”文学观念的本土作家的延安文本之中。比如，“风景”书写在斯诺、贝特兰、有吉辛治等域外作家的作品中俯拾皆是。那种旷达、粗粝的山地“风景”，是域外作家有意识的写作取向，生态环境的凋敝与经济状况的滞后和神秘与原始的社会文化感受相结合，使得域外作家对“风景”进行情感性的“阐释”，从而使陕甘宁边区被创构为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文化符号，透视出域外作家对延安革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联系。当时，在延安的陈学昭的域外经历，以及她与延安革命文化的心理距离，都是借用“风景”得以呈现的。孙犁以浪漫抒情的散文笔法书写至善至美的乡土中国，有意绕开革命斗争的“暴力”叙述，迂回地表现别样的延安革命历程与人民的乐观反抗精神。丁玲作品《在医院中》的灰暗色调，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沸腾的果园，都是运用“风景”营造氛围、表达情感的典型例证。值得注意的是，根植于乡村社会的赵树理，其客观的文本描述使他较少“意义化”的“风景”意识，而更多是对故事环境的简述和基于乡村生活经验的泛谈。

其二，从叙述结构看，在域外作家那里，如贝尔登作品的叙述结构是以人物为中心视点，这种通过人物来推动故事发展的创作理路，体现出明显的时间意识。这与赵树理以故事带动人物的手法相异趣。中国的叙述传统，在赵树理那里表现为“讲故事”的过程，故事的推展是借助紧凑的人物对话展开，在他的作品中，矛盾纠结的最终方案，往往以边区政府的干预力量来解决乡村社会“问题”为叙述动力。而在贝尔登看来，赵树理“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其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2]。其实，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与贝尔登同样，其作品都体现着延安文学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向度——人民性，但是基于不同的文学传统，贝尔登以“西方”原则为统一标准，无疑遮蔽了本土作家对民族形式的执着与坚守。在贝尔登看来仅为“梗概”的故事“骨架”，正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基本单元，精练的乡土俗语为空间化、粗线条的故事增添了中国民间情趣的独特韵味。

其三，从叙述主题来看，域外与本土作家对历史英雄表现不同。我们知道，历史从来不缺少英雄，“‘历史’与‘英雄’一直是两个被捆绑在一起的概念”[3]。书写延安的域外作家，同样将目光投向延安的“大众”英雄，以及具有“大众”英雄元素的革命领袖。不同的是，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往往淡化本土作家所关注的英雄的“荣光”或者“亮色”，反而冷静直视光芒下的“阴影”，书写隐遁于“阴影”之中的苦难的褶皱。而同一个英雄故事，本土作家倾向于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社会革命”的讲述，而域外作家则更青睐“个人革命”的想象。中国文学传统惯于书写个人所置身的社会与历史（环境）筑起的波澜图景，突出环境与人的“间性”关系。因此，即使个人被赋予英雄、模范的意义，延安时期的本土作家仍然倾向于对社会与时代的抒情，身处时代的个人往往被一同时代化、历史化、崇高化。因此，域外与本土“英雄”的书写之“异”，似乎暗合了中国文学的家族叙事传统，这与美国、欧洲文学的家世叙事传统不同，域外作家更强调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个人的意义。

其四，域外与本土作家的延安文本，即便体裁各异，但在语言风格上大体趋同。这是因为，纪实文学创作为了强化细节与事件的真实展现，总是力避夸饰辞藻，追求朴素简洁的语言。本土作家本着“为工农兵”的文艺思想，要求作品语言明白易懂，以表达工农的思想意识。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试图提升叙述语言的艺术高度，这在域外与本土作家创作中均有所探索。以报告文学的写作为例，在艺术审美方面，斯诺与“二战”时期活跃在欧洲战场的萧乾，他们二人无疑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域外与本土纪实文学创作的“双峰”。相较而言，斯诺作品的语言存在政论化倾向，显得严肃老成，他的人物描写往往趋向静态化的铺排，人与景都是被定格的，叙述中的历史往往成为永恒的瞬间。然而萧乾则试图抓住人物的“一鼻，一嘴，一毛”[4]，将静物生灵化，使其笔下的人、物、景均有魂有骨。萧乾运用声、色、光的艺术，小处着眼，写意传神，语言诗化，以及“滋味”、“韵味”与“至味”的艺术情愫，均脱胎于中国文学传统。如果仅以纪实文学的审美要求来看，萧乾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超越了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

从上述对比中不难发现，本土与域外作家尽管面对同一创作对象与叙述命题，进行几乎同步的艺术探索，却是不同的文学呈现。即使就本土的延安文学作品而言，域外文思与理念的渗入，在作家那里的吸收与反馈同样存在极大差异。从“五四”走向延安的丁玲，她的创作不单因袭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有来自域外的文学新质。而本就蛰伏于中国民间的赵树理，则流淌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血液。域外文学之于丁玲的创作，可以看到其文本缝隙的文化碰撞，即她的创作所表现出的外部刺激与自身思考的碰撞、融合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嬗变的推进。赵树理则是在中国古典文脉中勤耕，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本土文学传统无远弗届的生命力，但也必然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与融变性受限。赵树理源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作实践，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所谓“现代”的问题，以及深入挖掘与重视本土创作经验的迫切性。然而，若以丁玲与赵树理的文学实践来看，丁玲无疑是一位反复冲破藩篱、不断适应时代的作家，而赵树理则在创作信仰与开放变通之间徘徊。

本土与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不单开掘了延安文学的研究视域，更引入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为汲取域外新质与葆有本土传统二者的“重识”提供了积极的思考，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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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第1页。

[2]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第117页。

[3]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第291页。

[4]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