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3年5月，张承志只身赴日本东洋文库进修，在东京外国语大学旁听著名历史学家小泽重男的《元朝秘史》。之后，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不久辞职专事文学创作，其间多次赴新疆、宁夏西海固回族乡村居住考察。1989年9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心灵史》，校订回族宗教典籍《热什哈尔》。1993年4月到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任教，为学生开“六十年代的世界与青年”讲座。在此前后，卷入国内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论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作家这段“个人秘史”映现着他怎样一段心路历程，但隐约感觉，他这一时期反复读司马迁《史记》，尤其是其中的《刺客列传》，并撰写阅读笔记，想必与心路历程不会毫无关系。他说：

如今重读《逍遥游》或者《史记》，古文和逝事都远不可及，都不可思议，都简直无法置信了。[9]

作者此文忆起多年前在河南登封一个名叫王城岗的丘陵上，对二里头早期文化进行考古挖掘的时候，顿悟到“古代”这个词，“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遥望“箕山之阴，颍水之阳”，缓缓想道，“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压埋着的，未必就是王朝国家的遗址，而是洁与耻的过去”。他感慨万端地说：《史记》注引皇甫谧的《高士传》，有一个“许由洗耳”的故事，谈到尧禅让时期一个品行高洁叫许由的人。许由因为帝尧以王位相让，感到无地自容，便跑到箕山深处隐姓埋名。但尧执意让位，且对之追踪不止。后来当尧再次找到许由，请他出任九州长的时候，许由依然坚辞不就，以为这是个人的奇耻大辱，跑到河边，急忙用水来清洗被弄脏的双耳。

经这个“耻”和“洁”的故事，他接着联想到刺客荆轲。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修订版于1996年出版，其中内容涉及荆轲的《清洁的精神》一文应该写作于1994年到1995年之间，这是中国知识界面临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出现分化和论争纷起的一个时期，是一个敏感年代，张承志写此文的针对性和个人思想一目了然。文章详细叙述了《史记》中“荆轲刺秦王”的来龙去脉，分析了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剑客的个性气质，为人处世之道，荆轲与燕国太子丹交往的始末和矛盾，以及荆轲刺杀秦王的动机等。张承志对自己阅读和评价《刺客列传》的初衷也直言不讳，声称中国需要荆轲这种正义的态度，“管别人呢，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他认为从这则故事可以窥见，荆轲当年也像面对90年代社会转型手足失措的一些知识者一样，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与文人无法谈书，与武士不能论剑，他被逼得性情怪僻，整天赌博嗜酒，以致远赴社会底层寻求解脱。在此过程中，他与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结识，于是终日唱和，相交深厚。荆轲后来被长者田光引荐给燕太子丹，按照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而一人当殉的古典规则，田光在引荐荆轲之后当即自尽，这样荆轲走进了太子丹府邸。

荆轲在付诸刺杀秦王的行动之前，每天被太子丹用车骑、美女的方式引诱纵容，恣其所欲。此刻秦军已逼近易水，燕亡国迫在眉睫，所以太子丹苦请荆轲赶紧行动。在张承志看来，太子丹与荆轲的关系并非天衣无缝，而是早有裂隙，由于荆轲的队伍动身较迟，太子起了疑心，但他的婉言督促，引起了荆轲的震怒。张承志认为司马迁这么着笔，是为了凸显荆轲的忠义和君王无情，借此衬托这位刺客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张承志指出：

这段《刺客列传》上的记载，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读者的察觉。荆轲和燕国太子在易水上的这次争执，具有很深的意味。这个记载说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仅是不欢而散甚至是结仇而别。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战易水；至于荆轲，他此时已经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而拼命；他此时是为了自己，为了诺言，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此时的他，是为了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议而战斗。

作家的观点是，荆轲在蒙受委屈的情况下将诺言置于生命之上的“清洁精神”，实际来自春秋战国环境的滋养，他是忠义烈士群体中站起来的一个人。因此，他用非常体贴的语气写到了荆轲赴死前的真实心情：

那一天的故事脍炙人口。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但是我想到荆轲的心情是黯淡的。队伍尚未出发，已有两人舍命，那是为了他此行，而且都是为了一句话。田光只因为太子丹嘱咐了一句话“愿先生勿泄”，便自杀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为荆轲说了一句“愿得将军之首”，便立即献出头颅。在非常时期，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逼迫着荆轲的水平。

张承志不肯就此收笔，继续用浓墨重彩写荆轲的死，和高渐离前仆后继的刺杀：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和他的党人高渐离在易水之畔的悲壮唱和，藏着他人不晓的含义。所谓易水之别，只在两人之间。这是一对同志的告别和约束，是他们私人之间的一个誓言。直到后日高渐离登场了结他的使命时，人们才体味到这誓言的沉重。

就这样，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作为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

图穷匕首见，荆轲牺牲了。继荆轲之后，高渐离带着今天已经不见了的乐器筑，独自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认出是荆轲党人，被挖去眼睛，阶下演奏以取乐。但是高渐离筑中灌铅，乐器充兵，艰难地实施了第二次攻击。[10]

从叙述中可知，张承志读书札记采用的是夹叙夹议的传统行文形式，这种形式在古往今来的文章中屡见不鲜，并非他的创造。不过，我们不妨从中捋出张承志的一个思路，观察他对春秋战国剑客精神的基本看法。这个思路就是由“许由洗耳”到“荆轲刺秦王”这个环节，中国古代侠客完成了一个由知耻到清洁的自我蜕变和提升的精神之路。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张承志在“借古喻今”，以古史来重新审视和督促自己，同时批判抵抗90年代文学猛烈汹涌的世俗化浪潮。但有心读者注意到，张承志这种“以笔为旗”的极端文化姿态即使在暗中同情他的读书人看来也属过分固执偏激，他在文学界确实响应者寥寥，作者内心世界的孤愤悲凉由此可见端倪。

1994年初冬，张承志撰写《击筑的眉间尺》一文再次评说历史。他由长沙发掘的一座汉墓遗物，联系到荆轲和高渐离所代表的古代刺客情操，并结合鲁迅《故事新编·眉间尺》一文，加以敷陈、阐释和发挥。他认为长沙古墓开掘发现的三件木器，就是司马迁写过的在世间久已失传的古乐器筑。一般人可能会对它们无动于衷，而自己之所以由此“心惊手战”，是因为仿佛从这无声的乐器中隐约听到了来自两千多年前“高渐离送别荆轲时的演奏”，“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他尽情发挥，说道，这里面透露出的是“不可遏制的蔑视”，“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经此他把荆轲、高渐离与《眉间尺》的主人公联系起来，继而又把“眉间尺”与处在人文精神争论旋涡中的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他说：“在《眉间尺》里，他创造了一个怪诞的刺客形象‘眉间尺’，还有一个更怪诞的黑衣人。在鲁迅的描写中，眉间尺和那个突然出现的黑衣战友断颈舍身，在滚滚的沸水中追咬着仇敌的头，直至自己的头和敌人的头在烹煮之中都变成了白骨骷髅，无法辨认，同归于尽——不知这算不算恐怖主义。”张承志在90年代争论中被人讥讽为“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这是造成他孤立无援处境的主要原因，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是对司马迁和鲁迅的评论，实际变成了辩护性的自评。他同时也用自嘲的口气为自己开脱：“礼赞牺牲，歌颂烈士，时时会使人不高兴。”在他心目中，自古以来的思想者从来都是极端的，也都是孤独的。带着写文章而未了结的心绪，张承志决定重走一遍烈士的“长征路”。在当年肃杀的寒风中，他先从北京乘车去河北易水。接着一路南下，转赴楚天湖南。立于湘江侧畔，这种重温使他郁闷的心情陡然敞开，不由得写道：“冬季里心情和工作都会正常，只要沐着寥廓南国的长风，只要看见茫茫北去的湘江，你的身心会为之一震。”[11]

在其他文章中，他不忘记对这个观点继续扩充和延伸。例如，在《再致先生》中，说到虽然“五四”时“名士如云”，鲁迅仍然对义士鲜血之被“蘸馒头”的轶事耿耿于怀。[12]例如，《满山周粟》讲到周灭商时伯夷叔齐二人不食周粟宁肯饿死的事情。[13]又如在《墨浓时惊无语》中，他解释自己所以写作了一批与中国古代精神有关的散文，是要强调“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耻’、‘信’、‘义’关系着中国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宝”。[14]他还多次提到徐锡麟、秋瑾这些清末民初的刺客，肯定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所作所为，乃是古代侠客士人精神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