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鲁迅作品，张承志读得最多的是《野草》。1988年夏，他在《芳草野草》这篇文章中说：“翻开鲁迅先生的《野草》，他写尽了苍凉心境，但是他没有写他对这草的好恶。他说自己的生命化成泥土后，不生乔木只生野草。他还说自己这草吸取人的血和肉。”他承认，“我读了才觉得震惊”，“原来在中国，人心是一定要变成一丛野草的。我第一次不是读者，而是将心比心地感到了他的深痛”。[2]鲁迅“野草”的比喻含蓄复杂，包含着心绪烦乱、生命原生态、孤独和自我怀疑等多重矛盾的成分。但令人不解的是，1988年的张承志，刚发表《北方的河》《黄泥小屋》和《金牧场》等名作，文学事业正处在高歌猛进的阶段，他因何也会“心绪烦乱”，对鲁迅的“苍凉心情”这般欣赏，而且在一种类似野草般无法理清的感觉中将心比心地警觉到他的“深痛”呢？这种情绪，与当时新时期文学青春勃发的情绪氛围确实不够合拍，分外离奇。彼时的青年作家假如要眷顾鲁迅，应该是热血的《呐喊》而非《野草》。直到三年后的1991年4月，他才在《致先生书》中对自己之所以变成“鲁迷”作出了解释：

我的心灵却坚持这个感觉。先生特殊的文章和为人，实在是太特殊了。对于江南以及中国，他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

……先生血性激烈，不合东南风水。当然，这仅仅是少数民族对当代汉族的一种偏见，我只是觉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和执倔，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相识。

从张承志的自述看，他与鲁迅的相遇并非事先做足功课，书房里没有几本这位受尊敬的前辈作家的著作，也不是每日必读的状态，这多少会给人一种愕然的感觉。当时正红的青年作家张承志应该忙得一塌糊涂，他大概正陷于文坛各种琐事的旋涡中。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注意到他手里只有可怜的一本小册子：

我手头只有一薄册《野草》。它是1973年的中国印成的精美的单行本，定价只有两毛钱。三万字，两毛钱，这些数字都有寓意——[3]

因此在我看来，“寓意”这两个字也许是今天理解张承志与鲁迅关系的一个诗眼。他一定感觉到秉性气质中的一部分被鲁迅“特殊的文章和为人”吸引了，被什么东西深深地触动了，否则要张承志这种自负的作家佩服什么人真的很难。另外我更想指出，他对鲁迅肯定不仅仅是钦佩，是已经觉察到因这中介的触发内心世界与当时文坛已然出现的某种距离感。像鲁迅在“五四”知识群体中一样，自己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孤独者。其实，在80年代崛起的一代青年作家中，张承志一开始就给人一点不合群的印象。他似乎更乐意特立独行，与潮起潮落的文学思潮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他在文章中多次谈到擅长写草原的哈萨克小说家艾特玛托夫和有孤侠气质的法国作家梅里美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但我注意到，张承志对正被文学界追捧的加缪、马尔克斯、略萨、卡夫卡、川端康成、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法国新小说几乎只字未提。他的文学气质是古典主义的，他对盛行一时的现代派文学显然没有好感，更谈不上文学亲缘关系。还应该看到，因文学界“崇外”思想猖獗且占主流，我们很难注意到张承志与这个主流之间微妙的差异。即使我们看到张承志的这些材料，也很难将它们与这种差异性具体联系起来。由于这层关系，再仔细阅读他点评《野草》的文字，会感觉作者欣赏的不是《野草》的现代主义技巧，而是鲁迅激烈的“血性”气质，是他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孤傲性格。在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在90年代张承志的孤傲性格和激烈血性是给世人留下过难以忘怀的印象的。不愿意随波逐流，不肯跟随文学思潮，更愿意按自己的秉性追求文学理想和思想信仰，已显示于张承志三十年的心路历程之中。所以，他与鲁迅貌似偶尔的相遇，实际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阅读《野草》前后，张承志文章中里频繁地出现了“无援的思想”“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高贵的精神”等字眼。但我以为，这些字眼不是鲁迅而是张承志自己的创造。在90年代语境中，读者能想象他是在描述自己的艰难处境，他一定在万舟竞发的时代洪流中觉出了孤独，这使他心理上靠近了“五四”落潮后那个孤立前行的鲁迅。他对社会转型的失望，对文学市场化趋势的厌恶，以及性格气质的过分敏感，都在加剧着这种主观色彩强烈的无援的状态。不过我希望指出，这种状态并非所有遭人诋毁的人都必然具有，某种程度上此状态与其说是社会强迫于他的，还不如说是他给自己添加上去的。他的文风里渗进了鲁迅的杀气和阴气。“两年前，当最终我也安静下来时，我满心杀意又手无寸铁，突然想起了这个画面”——“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的文章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眉间尺行刺不成，人变成鬼。”他又谈到自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参照：“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败告终。”当张承志终于抓住鲁迅，进入他独自拥有的神秘的《野草》世界时，才感到了“对自己的‘类’的孤立和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4]。张承志深知，只因不肯在社会思潮中随波逐流，而选择走上孤旅，这种自我折磨必然在所难免。因此，他把这种感受描绘为“黑夜”的情景。在家人酣睡的静夜，他读《野草》的真切感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黑夜。我惊奇一半感叹一半地看着，黑色在不透明的视野中撕絮般无声裂开，浪头泛潮般淹没。”然而，“我看见这死寂中的一种沉默的躁力，如一场无声无影的角斗。”他隐约感到，“鲁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影下写成”。于是他坚信，“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5]他觉察自个文章的风骨，正一步步接近乃至已经形成与鲁迅文章某种纠缠同质的关系。借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张承志为什么在自己创作的高潮期突然倾心于鲁迅呢？大概是他在轰轰烈烈的文学浪潮中警觉到浮泛之气，看到一些人盛名之下内心的贫弱，他是要把《野草》作为自己的“参照”，把它作为自己精神坐标罢了。1995年，他在《三舍之避》中用《野草》式暧昧晦暗的语气自喻，这是他对自己孤独处境的真实的披露：

如今阴暗的矛盾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着。不仅仅在长幼之辈，而且在“同代人”中，在貌合而神离的同行同道之间。[6]

这思想的变化是一个缓慢隐晦的过程，是一丝一缕无形地发生着的。尤其是当他承认自己与文学界“同行同道”之间，已然是一种“貌合而神离”的关系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对1985年的文学转折，人们看到的多是文学观念和流派的分道扬镳，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看到“貌合神离”的事实。我们对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的研究，至今没有注意到这种“同代人的代沟”现象，而是过多地强调了那一代作家思想和文学的高度同质性。张承志这种微妙的变化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貌合神离不只是文学观念的分离，还有思想的分离，这是一代人思想的告别。基于这种看法，我觉得张承志之“重读鲁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

与此同时，还应留意张承志对鲁迅其他著作的阅读。例如，他认为鲁迅没有写成一部代表作，如果长篇小说可以称作作家创作的一个标志的话，那么鲁迅并不合格。也正因为如此，他觉得鲁迅的几篇小说，例如《药》《伤逝》《故乡》和《狂人日记》显示了作家作为现代文学开创者的“现代主义能力”。也应该看到，张承志是把鲁迅放在小说家中的“思想家”和“个人主义者”这种层次上来看待的，而非放在一般作家层次上来看待。正因为这样，除《野草》外，他最认可的不是这些作品，反倒是经常被学术界忽视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

人最难与之对峙的，是自己内心中一个简单的矛盾……

先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向“古代”求索，尤其向春秋战国那中国的大时代强求，于是只要把痛苦的同感加上些许艺术力气，便篇篇令人不寒而栗。读《故事新编》会有一种生理的感觉，它决不是愉快的。这种东西会使作家自知已经写绝，它们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作家已经无心再写下去。[7]

有意思的是1991年的张承志遭逢了1935年的鲁迅。他们都是那种要把一种东西“写绝”的作家。也因为如此，他们文学世界中有“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共同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所诉诸的慷慨悲歌、壮怀激烈、思想者的孤独、文化烈士的情怀，都在他们写绝了的《故事新编》和《心灵史》中留下极深极深的印痕。在阅读中，张承志显然是把《故事新编》的《铸剑》当作鲁迅的“遗书或绝笔”来看的，他认为这是作者“最后的呐喊与控诉”，“也是鲁迅文学中变形最怪诞、感情最激烈的一篇”，同时更是“鲁迅作品中最古怪、最怨毒、最内向的一部”。在《故事新编》中，张承志看到了鲁迅“思想的漆黑、激烈的深处。”为此他评论道，“司马迁此篇的知音只有鲁迅”[8]（1994）。这篇题为《击筑的眉间尺》的文章后来被收于张承志的《鞍与笔》一书。从他1968年插队内蒙古草原在鞍上纵马奔驰，到1978年投身文学生涯，《鞍与笔》无意间勾勒了这位作家所仰慕的春秋战国侠客士人的形象，由此我们可以称他是《野草》和《故事新编》在当代作家中的知音。我们看到的鲁迅的孤独、郁愤、阴暗、激烈和决绝，似乎在1988年的这位青年身上悄悄地复活，这让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